屈原问题——孙次舟、闻一多，以及完全正确
端午将近，屈原问题又成了热点，有些人为了蹭热点，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前几年，有个自称师承乾嘉的「考据派」，在端午节前后连篇累牍地论述屈原是同性恋。被我质疑后，还沾沾自喜地引述闻一多的「完全正确」作为外援，也因此暴露了他真八卦、假考据的本相。
此人引述的闻一多观点，实际上源自这个段子——
1944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发表论文，指出屈原是同性恋者，当时遭到学界围攻。朱自清请楚辞专家闻一多主持公道，闻一多给了孙次舟四个字：完全正确。孙次舟指出，由于楚怀王移情别恋，屈原愤而投江。屈原之死是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而不是一个愚民洗脑的爱国主义教材。
这段话错误连篇，如果稍微考据一下，就该知道不可靠。
首先，屈原投江的时候（前278），是楚怀王客死异乡（前296）十几年以后。所谓「楚怀王移情别恋，屈原愤而投江」纯粹鬼扯。
其次，闻一多并不是只给了孙次舟四个字「完全正确」，而是认认真真写了一篇文章说明问题——《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以下简称《屈原问题》）——「敬」是对人的态度，「质」是对事的态度，也就是对孙次舟表示尊敬，但对孙次舟的观点表示质疑。
最后，闻一多的确说过「完全正确」，但这四个字仅限于「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这一判断，闻一多指出：「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以发生吧！」
纵观全文，闻一多压根没有对屈原是不是同性恋发表任何观点，谈论一直集中在屈原的身份以及孙次舟对屈原的诸多误解上。
《屈原问题》一文开篇，闻一多先生就说：「不久前在成都因孙次舟先生闯了一个祸，过不久听见的文学史问题争论战又热闹过一阵。」这证明，孙次舟的言论在当时的文坛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而闻一多先生介入这一话题，完全是被动的。据《屈原问题》陈述（为突出主干，删去了部分赘语）——
本年九月间，朱佩弦先生从成都给我一封信，内附孙次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作《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是从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剪下的。……好了，前几天佩弦先生又给我送来孙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在这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的附白中，孙先生转录了李长之兄给他通信里这样一段话：「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本来我看到孙先生第一篇文章时，并没有打算对这问题参加讨论，虽则心里也发生过一点疑问让孙先生这样一个人挨打，道义上是否说得过去呢？如今长之兄既把我的底细揭穿了，而孙先生也那样客气的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出拙文远甚」（这仿佛是硬拖人下水的样子，假如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这来，我的处境便更尴尬了，我当时想，如果再守口如瓶，岂不成了临阵脱逃吗？于是我便决定动笔了。
然而，即便是闻一多被拉下水，不得不对屈原问题发表意见，他依然表示，他不是孙次舟的同盟军，最多是个调解人——「然而我虽同情孙先生，却不打算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我是想来冒险作个调人的」。但是，这个调解人，在肯定孙次舟说出了事实的同时，随即对孙的误解提出了批评。
比如闻一多指出「如今孙先生察觉了屈原的『脂粉气』，而没有察觉他的『火气』，这对屈原是不大公平的。」
比如闻一多指出「孙先生大概认定弄臣只是弄臣，其余一切，尤其国家大事，便与他们无干」，然后纠正说「屈原是个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
当然，闻一多先生的论述，我也不尽认同，比如闻一多先生认为屈原是文化奴隶，翻身了又倒下——「屈原自己一个文化奴隶，站起来又被人挤倒，他这段话真是有慨乎言之啊！一个文化奴隶（孙先生叫他做『文学弄臣』）要变作一个政治家，到头虽然失败，毕竟也算翻了一次身，这是文化发展的迂回性的另一方面。 」或许，闻一多先生将屈原解释为卑贱的、平民的政治家，是希望借此唤醒广大民众一起拯救危亡的祖国，但我还是认为，屈原本身就是楚国的贵族，因为屈、景、昭三家都是「楚之同姓」。
可以肯定的是，闻一多从来也不认为屈原是同性恋，那么孙次舟呢？根据《屈原问题》中，闻一多总结的孙次舟若干观点，他应该没有明说，但字里行间可能有暗示，比如「司马迁明说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当日和怀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
再比如「孙先生发现战国时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姿态服饰以模拟女性为美的风气……他说作为文学弄臣的男性，正属于这类，而屈原即其一例。」
又比如「《离骚》，据孙先生看，当作于怀王入秦以前，是这位文学弄臣，因与同列『靳尚之流』争宠，遭受谗言，使气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见召回，以绝望自杀时的一封绝命书。他分析其内容，认为那里『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云云。
可以说，孙次舟的观点颇能误导一些人。某些人真是基于这些观点，得出屈原是弄臣所以是同性恋的观点。实际上，弄臣并不是一个官职，也不取决于弄臣自身的选择。从历史事实来看，屈原、东方朔、李白等，都是弄臣，帝王召见他们，并不是把他们当成股肱重臣，而是找他们取乐。我相信，包括屈原、东方朔、李白等诸多实际意义上的弄臣，内心也希望建功立业的，也希望当政治家的，可惜造化弄人，呜呼！
最后，我以《楚辞·渔父》里的一句诗，表达我撰写本文的目的——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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